让文学记住乡土

  在乡村,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如何对接,近年来已有了研究,如辛秋水等著《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对接——新乡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》(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,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,2010年9月第1版)一书已有了一些交代。那么,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如何对接?是近年来流行的“文化下乡”,还是笔者1980年代中期提出的“农民进城,乡土文化也进城”(《湖南日报农村版》1987年2月3日)?读《乡土衡阳》丛书,再次引起了对这个问题的思考,首先想到的就是“让文学记住乡土”。

  《乡土衡阳》丛书(中国文联出版社,2013年2月第1版)由衡阳市“西乡八子”联袂结集,包括彭绍章的小说集《桃花行》、王雁鸣的散文集《故乡风》、邱初开的古体诗集《九峰·疏花》、刘定安的散文集《农历》、欧阳强的小说集《老东老西》、任东华的哲理散文集《人生如此》、王启生的小说集《一湾新月》、刘牧黎的随笔集《那年那月》。他们的作品,形式多种多样,但内容却是一色的衡阳味道、情感、期待和思考。丛书出版后,受到广大读者特别是有过乡村经历的读者的喜爱。已有国内外10多位文学评论界博士的热情品评。著名作家、湖南省作协主席唐浩明在《乡土衡阳》丛书总序《乡土文学的拓展与创获》一文中阐述了乡土文学的历史及其地位,评说了丛书的鲜活、生动与气派及其具有的标本意义和独特的艺术韵味,并预言,《乡土衡阳》丛书在未来地方文学史上将具有不可抹灭的生命和存在价值。

  《乡土衡阳》丛书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。历代思想大家对小说的史料价值有过精到的论说。巴尔扎克在《人间喜剧·导言》中说:“法国社会将成历史家,我不过是这位历史家的书记而已”,恩格斯说,《人间喜剧》“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‘社会’,特别是巴黎‘上流社会’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”。翦伯赞说,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之丰富,正如一座无尽的矿山,其中蕴藏着不可以数计的用于历史说明的宝物。中国农耕社会历史悠长,但典籍很少。在古代,“皇权不下县”,甚至在多个时段,国家在乡村组织空缺,或者实行职役制,就是乡长不食俸禄尽义务,谁家的钱多粮多谁来当乡长,农民缴不起税费,则由他们代缴,以至于有的富户为躲避职役而逃亡。这样一来,关于乡村社会史籍很难进入国家的层面,仅散见于乡土文学、地方官绅笔记等书籍之中。后来的学者研究乡村社会时,往往从这些书籍中引用例证,吸取营养。晚近以来,一些国内外学者引入西方学术方法研究中国乡村,但又囿于研究范式,往往呈现的是线多、面少。近年来,地方史志走向繁荣,但触及乡土社会和民生的仍然有限。《乡土衡阳》丛书的作者都出生在乡村,学成后又都回到本土市县工作,他们以厚实的乡村生活经历和直观感受,以文学的形式,把生养之地的过往还原出来,具有重要的乡村史料价值。

  《乡土衡阳》丛书作者之一的彭绍章老师,曾经当过多年的“半边户”,到了周末就回到老家杨冲,成为一个纯粹的农民。在他的《观音庵里两家人》中:“那时萧启桂是大队书记,萧启文是小学民办教师,同住在观音庵。萧启桂住在东厢,萧启文住在西厢。中间的观音娘娘的宝殿成了堂屋,为两家公用。堂屋后面用木板隔出一个退堂。这个退堂虽然没有辽西走廊那么重要,却是两家思想和经济交流的必经通道。萧启桂和大初吵架了,便从这条道路逃到西厢避难。‘我的爷,她一时气来了,话就冲口而出,你让她几句吧!’萧启文的堂客二初压住堂兄说。萧启文家里来客了,没有菜,二初便从这条通道悄悄地溜到东厢求援:‘我的娘,你借得几个鸡蛋出么?’大初跑到鸡窝边一看,鸡婆还蹲在窝里,然后跑回来:‘我的娘,鸡婆死不着急!你把这条鱼端去吧。’……”这种细腻、生动的记载,可谓非他莫属。

  《乡土衡阳》丛书具有很强的新闻性。这里撇开新闻、文学的真实性之比较这个永恒的话题,只谈一些新闻和文学评论家对《乡土衡阳》丛书的评论。

  华东师大博士后、复旦大学副教授李明评论《乡土衡阳》丛书时说:“丛书所选有小说,或中篇或短篇;有诗歌,或旧体或新体;有散文,或写人或纪事;有随笔,或新闻纪实或人生哲理,但都是有质地的。”显然,评论者在这里对一些作品赋予了“新闻纪实”的性质。

  丛书作者刘牧黎和他的本土中学同学符亚威在大学读书期间所写的“奶奶讲的故事”,被衡阳日报副刊编辑发现后,特为他们开辟《奶奶讲的故事》专栏,编发20多篇,被评为湖南省副刊年赛金奖和湖南新闻奖一等奖。他的《拳师赵春林》在衡阳日报副刊刊载后,热心人士打电话到报社,称赞作者写得好,并对故事中的人名进行了考证。

  《乡土衡阳》丛书作者采取老实的现实主义手法,在此基础上融进自身最真挚的情感。在他们的笔下,并非完全虚构的故事,有的故事中的地名、人名,真名实姓,连个学名、艺名都没有给起,有的故事早已在当地口口相传,与其说是文学故事,还不如说是新闻特写,只觉其真,不觉其幻。试想,如果乡土文学有的只是梦幻般的虚无,没有社会实际经验的真实呈现,当社会现实走来时,将是什么状况,可想而知。

  “乡土衡阳”丛书呈现出家族文学薪火相传。《乡土衡阳》丛书作者中的刘定安、刘牧黎是父子关系,其他几位作者、作品中,家族文学中乡园、门风、家学、宗脉意识显而易见。家族文学(包括文学的家族和家族的文学)是中外文化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著名史学家、国学大师钱穆(1895—1990)说:“家族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最主要的柱石……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,先有家族观念乃有人道观念,先有人道观念乃有其他一切”,法国人类学家、二十世纪人类学之父的克洛德·列维—施特劳斯(1908—2009)说:“对于每一个人来说,家族是最古老、最深刻的情感激动的源泉,是他的体魄和个性形成的场所”。历史发展到今天,家族文学、家族文化的存在形式虽然发生了重大变革,但家族文学、家族文化特征及其价值仍然存在。可以预见,在家族文学与文学、文化主流接轨融合中,无论是历史悠久、文化沉积深厚的“传统型”文学家族,还是考举后发的“新兴型”文学家族,都将如同政治家族、经济家族一样,与时俱进,当春发生,生面常新,群星闪烁。

  “乡土衡阳”丛书拓展了“乡土文学”的概念,为城乡文化融合提供了大量鲜活的实证和思考。“乡土文学”概念应拓展,莫言较早就注意了这一点。他谈到,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,农村的地盘正在缩小,原始的乡土生活,正在变成一个遥远的梦境,因此,应该拓展乡土文学这个概念。《乡土衡阳》丛书的作者们,既关心“农民农”,更关心“农民工”、已经进城和进城路上的人们,为城乡文化融合提供了大量鲜活的实证和思考。

  欧阳强笔下的《C栋6号车库的老农》,被称为“五代贫农”,老婆子去世后,跟随在鑫源市场开装饰材料商店的崽和媳妇进城住在C栋1501号,但他晕电梯,住不得高层,整天一把椅子呆坐在院内车库的门边,歪着头望着对面花坛几年不开花的桂花树。后来有人请他当麻将替补,别人“赢他的钱都觉得冒味”。临时替换着看院门,“坐得住,不打瞌睡,记得人和车”三条职责,他一条都做不到。后来简直是得了自认为“到医院都治不了”的病。再后来,他得知院落墙外有待开发的荒地可以耕种,他迅速备置全套工具前往种植果蔬,送给院内人尝鲜,说这荒地“救了一命”,老脸才又泛起了红光。

  有人说,人一出生,就走在返乡的路上。乡村田园的空间形态、色彩质感以及特有的生活方式,曾经是中国“士人”心目中的精神领地。无论农耕社会还是工业化的社会都是如此。一次又一次的出发,是为了更大的发展;一次又一次的回归,或修复疲惫和倦怠的心灵,或回报祖宗、乡邻与土地,或探寻再出发的智慧。丛书作者刘定安,人称“西乡赤子”,自称“西乡打柴人”,从农民工、乡干部、学子一路打拼进城,有了稳定的工作,进入了房车族。但他仍一次又一次回到《雨中季节》、回到《远山》、回到《弯弯的石板路》、回到《烟雨犁头背》、回到《晚稻田》,去找寻《老水车》、《七月荷》……在他的笔下,《回到祠堂》(诗集《在雨季》,远方出版社,2003年第1版)时。祠堂黑瓦无几,青砖斑驳,乌鸦不见,燕子他乡,老祖父“把之乎也者种成了青草”,“父亲记不起放牧的坟场/牛为什么时常抬起头/深情呼唤”,“教我启蒙的先生一生失意/他的消息就是故乡的容颜/从来如此/紫色页岩/只有泥泞的路/刚上路的消瘦子弟/一晃也人到中年/回是回不去了/只能回忆从前/回到祠堂/祠堂已老/已经是书声朗朗的校园/二楼/西头/靠窗的孩子轻问/找谁?看一眼二大组第六排/是不是二十年前的那个少年”。在此,作者分明是回到祠堂、回到启蒙的课堂和座位,从之乎也者、从祖辈、从教我启蒙而一生失意的先生……寻找着潜在的不被轻意发见的文脉,寻找着中年再出发的智慧。

  进城路上的农民,这种出发又回归,回归又出发,何止刘定安一人?他们既经历了乡村生活,又经历了城市生活,他们给城镇带来的农业文化、传统文化,成为城镇文化的主体。诚如武汉大学博士后晏杰雄所说:“中国乡土生命形式是沉默的灵魂,这种灵魂具有全世界最坚忍的精神和独有的生存智慧,即便在乡下人进城的全球化时代,乡土灵魂仍是中国人无法摆脱的生命密码。”从这点上讲,不是“文化下乡”,而是“农民进城,乡土文化也进城”。要说“文化下乡”,所下乡的也只是现代科技的包装和外壳,其文化的内涵和核心并没有改变。如果说农业文化、传统文化有保守的一面,事实则证明,思想文化保守,行动不保守,这不仅是政治家的手头工具,而且是广大民众的生存和发展之道。孔子有言:“礼失而求诸野”!

  近年来,农村衰败,农业凋蔽,农民老弱,农业文化断裂,成为人们的普遍忧虑。有的三农研究新人感到“黔驴技穷”,找不到研究的课题;有的跑农村的记者感到“失业了”,找不着可写的新闻;更多的是人们忧虑三农“已死”。这种状况会延缓到何年的何种程度?《乡土衡阳》丛书的作者们告诉我们,只要农业仍然是人们的主要衣食来源,农业就不会衰败;只要农业经济再生产和自然再生产紧密结合的特征仍然突出,农村的凋蔽很可能为农业生态的恢复提供机遇;只要工业化不倒退,资本替代劳动、机械力替代人力畜力,老弱的农民就并不可怕;只要农耕存在,农业文化、传统文化就不会消亡。

  人是文化的存在。中国人多地广,地方文学、文化及其作家成群结队。继宁夏“三棵树”、甘肃“八骏”为代表的西部作家群之后,出身草根、“用数钱的手写作”的文学“温州现象”,又进入了人们的视野。《乡土衡阳》丛书出版之时,湖南省作协主席唐浩明为八名作者题写“西乡八子”的群名,“西乡八子”就是衡阳这支文化大军的番号。期待更多的有识之士加入到乡土文学这支大军中来,为后代提供更多“奶奶讲的故事”,用文学、文化记住乡土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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